?一切都是按開誠老人生前的意願進行的。最終老人去的不是墓地，而是門口停著的一輛車。車開往天津醫科大學。很快在那裡他會變成一塊塊、一片片，被放在醫學院學生的顯微鏡下。這些初學醫的後生們將從老人身上，認識第一根神經、第一根動脈。
2010年12月2日，78歲的開誠沒有離開這個世界。他只是換了一種存在方式。他是天津市全年的第8位、有記錄的第334位遺體捐獻者。
人生是什麼?在這裡可以有個解答
如果不是開誠老人生前固執地堅持，此刻他可能安眠在加拿大一處山清水秀的墓地。
在加拿大的獨子開效軍，起初並不同意父親的這種選擇。他跟好脾氣的父親吵了無數次，最後尊重了父親的選擇。
遺體捐獻者的親人們從不理解到最後「鬆手」的心理煎熬，在天津醫科大學的醫學院內得到了莊重的回應。對於躺在解剖台上的遺體，教師們會告誡學生，一定要給予他們神聖的儀式感。
多年前，天津醫科大學發生過一起學生損壞屍體標本的情況。當時解剖教研室的教師李雲生和同事給涉及這件事的學生打了不及格的成績。這是李雲生從教多年來心裡最大的一個「疙瘩」。
學校教務處原處長、現天津中醫藥大學黨委書記張金鐘心裡也有個「疙瘩」。他講授的醫學倫理課越來越難上了，台上講白求恩、南丁格爾，同學們在下面不以為然：「老一套」，「很難感動他們」。
他決心要進行一些改革。一個週末，張金鐘接待了一位中年男人。他說母親去世了，想捐獻遺體，還帶來了一封遺書。上課時，張金鐘念了這位留下4部作品的詩人兼翻譯家的遺書：
我死後謝絕一切弔唁，我的作品是我留下的豐碑，丈夫兒子姊妹務必節哀豁達。生勞死息，生寄死歸!……
很快，這封遺書在學生中間傳開了。
張金鐘回憶，「我們的很多理論道理非常深刻，但是課程非常蒼白。我們太注重以理服人了，忽略了以情感人。這件事讓我豁然開朗。」
他找到解剖教veda salon 黑店研室主任李雲生，商量建一個「醫學倫理學教育基地」，設在解剖樓，讓學生都來看看。李雲生痛快地答應了。
2001年底，在解剖樓二樓的一間教室裡，「醫學倫理學教育基地」落成了。所有的遺書都在那裡展出。
張金鐘又想到，上課時總講學校創始人朱憲彝教授的「四獻」：獻出全部存款建立朱憲彝獎學金，獻出全部藏書，獻出自己居住的住宅樓，獻出遺體供教學解剖。
為什麼不把老校長「請」來?他在一間實驗室裡，發現了朱憲彝的內臟標本。這件「鎮校之寶」，被移來放在屋子的中央。
原本這個基地只向醫學倫理課的學生開放，結果，全校的學生、醫護人員都來看，甚至隔著幾個街道的18名環衛工人也來看。參觀者的參觀感言累計100多萬字，其中不乏日文、阿拉伯文、韓文、法文等。
受展室影響，這所學校自願捐獻造血干細胞的學生比率在天津是最高的。
後來，新生入校的第一課、畢業生離校的最後一課，以及本校的新員工和附屬醫院的新醫生、新護士的崗前一課，都在這裡上。
退休工人老趙的事業
12月2日下午，當運送開誠老人的車開往天津醫科大學所在地時，65歲的下崗工人趙永華正蹬著他的自行車，在趕往養老院的路上。
8年來，他每天騎車四處尋找可能會捐遺體的老人。334位捐獻者中，他「經手」了110人。
在2002年3月31日，他和妻子同時辦理遺體捐贈登記的那一天，他在自家的房門外釘上了一個大牌子，「天津市遺體捐獻宣傳幫辦志願小組」。他把家裡電話印在紙上，到處散發「熱線號碼」。
他說自己不是「勸捐」，他從不主動跟人說捐遺體的事兒。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天帶著麵條，騎車去養老院看老人，一起聊天，煮麵條吃，別人問他在忙啥，他才說捐角膜、捐遺體的事兒。
他常說：「人最後眼一閉什麼都不知道了。裝棺材裡，讓蟲子啃了吃了，不如送到醫學院，讓孩子們別練假的，練真的，多好!」
以前拿著遺體捐獻申請表去公證處辦公證需要花200元錢，老趙覺得很不合理，死纏硬磨找民政、找司法，最後把這200元免掉。
「我不是黨員，也不代表誰。就代表我自己。」這是他的口頭禪。
他的遺囑寫了3大張紙，最後一行寫滿了「謝謝」，放在「生命意義展室」，那是展室唯一一份主人還活著的遺囑。
小學文化的老趙還被天津醫科大學聘為「德育輔導員」，站在教授講課的講台上，講「生命的意義」。
給家屬一個祭奠的地方
開效軍留下了一張簽著親友懷念老人的話的卡片。他將把這張卡片和父親生前的一頂帽子帶回加拿大，那是這個家庭所能留下的全部的紀念了。
老校長朱憲彝的親人中只有孫女朱寧代表全家參觀過「生命意義展室」。
給家屬一個「交代」，給他們一個祭奠的地方，這個念想始終壓在張金鐘胸口。直到2004年，由天津醫科大學、天津市紅十字會、元寶山莊陵園共同設立的遺體捐獻者紀念園落成，他心裡的石頭才落地。
紀念建築主體中心呈心形，刻著兩個金色楷體大字：奉獻。旁邊延伸出兩面大牆，牆上鐫刻著每一位捐獻者的名字。
至今上面有333個名字，不久，工人就會在黑色的花崗岩上刻上「開誠」二字。那是第334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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